社科其实更应该有科普 — 许锡良 2012/2/6

发布日期: 二月 6, 2012 5:00 上午

社科其实更应该有科普

作者:许锡良 2012/2/6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181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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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朋友聊到方舟子先生所作的科普工作,谈及他受到许多国人的误解,有的说他抄袭,有的说他有选择性打假非常可恶,是在不务正业,我以为这确实是国人的一种误解。在中国科学常识缺乏,学术风气极其不好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只是靠一点科学常识,就可以拉博士、教授,甚至院士拉下马,说明这个国家的国民科学素养是多么成问题。在中国即使再多几个尖端科学家,其实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当年从美国归国的钱学森那一批大师级的科技人才,虽然整出了两弹一星,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没有能够提高一点点国人的科学素养,“大跃进”、“文革”中的许多违背科学常识的愚昧现象仍然很普遍。因此,方舟子作点科普工作是很有意义的,那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非常重要的事业。

但是,仅有自然科学的科普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实更需要科普。但是,在中国社会科普相比自然科学的科普来说,更为空缺。在社会领域社会常识的缺乏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即使是文科学者教授中,也不乏许多人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对社会本身的理解,对国家的理解,还有分清社会与政府有什么不同。市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法律的实质是什么?公民究竟是怎么回事?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有什么必要性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但是,在中国是极其缺失的。在普通国民中,更是不用说。但是,在国外,这些最基本的社会观念,常常是一个中小学毕业生就能够有比较准确了解的概念。在国外,有些观念那些街头扫地的清洁工可能会中国的学者教授更能够说得清楚。因为,这些基本常识,在人家小学阶段就完成了普及。

美国当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靠一本《常识》,解决了美国当时许多的糊涂观念。在这本小册子里,开篇论述了社会与政府有什么不同。社会是因人的福利最大化而产生的,即使是最坏的社会,也是在追求人类福利的最大化,政府是因人为恶最小化而产生,即使是最好的政府,也难免邪恶的嫌疑。人类分工合作才可能福利最大化,因此,人类必然是以社会群体的方式生存的,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为了分工合作和谐,因此,必须要成立劳动产品的交换场所,只有不断地在自愿的基础上平等自由地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每个人的福利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此,每个人合法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因此,私产就自然产生,私产的产生,必须需要保护私产的法律。因为如果私产不能够得到合法保护,那么,劳动与创造的积极性就必然受到损害,而且市场交易也将无法正常进行。因此,用法治来保护个人的财产,保护个人的交易与活动以及从事生产的自由,就很有必要。为了害怕政府这个巨型怪兽对市场交易的干扰与垄断,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监督与制衡政府权力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如果不受约束,那么掌握权力的人就会滥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的个人私欲疯狂掠夺,如果那样,这个社会就会变成权力控制下的垄断资本,那么,这个时候,市场合理竞争就会变味,市场交易就会畸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受到权力与暴力的掠夺与破坏。这就是政府必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道理所在。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圣人,可以避免权力的春药效应,没有所谓的君子贤人能够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做到长期的清廉。没有人可以全面了解与控制社会,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人的利益实现,必须靠自然的秩序与市场的调节。

还有很多的社会类的科普常识,在中国是极其缺乏的。可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社会方面的科普其实更难普及。因为,无论怎样的社会形态常常都可接受科学的观念,因为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可以为权力与既得利益者带来看得见的财富与方便,因此,无论处于社会什么阶层的人,都不会故意去拒绝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但是,社会的科普,由于某些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吸收一些观念而故意排斥另一些观念。同时还因为,权力机构与垄断利益集团对社会权力、资源与社会舆论的控制,导致许多社会观念的传播受到限制、控制甚至禁止。缺乏社会常识的社会,常常比缺乏科学常识的社会更容易导致大灾大难,罪恶滔天。因为科学常识的缺乏,所犯的错误常常只是导致某一个局部的损失,而社会常识的缺乏常常就会闹出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社会灾难来。

2012年2月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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