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翰,南方报系杀不死“公众人物”– 萧夏林 2012/2/29

发布日期: 二月 29, 2012 5:00 上午 | 关键词:

萧翰,南方报系杀不死“公众人物”

作者:萧夏林 20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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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沙利文原则(公众人物“四原则:第一公共官员与公众人物同等对待,同等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批判,属于有罪推定。第二,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受到严格最大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不能妨碍公共利益。第三,自证清白是公众人物的义务。第四,实际恶意原则,公众人物必须证明批评者实际恶意。

萧翰是中国公众人物理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他是希望推动公众人物这一司法理论,促进中国言论自由的发展。但是,今天他为了保卫韩寒,为了南方报系权贵集团的利益,却成为中国公众人物和言论自由的超级打手,他在南方报系,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一再发表反公众人物理论文章,狭隘公众人物,把公众人物定义为公共官员,让韩寒疑似化,千方百计消灭“公众人物”理论,目的是让韩寒非公众人物化,躲避言论自由对韩寒代笔的质疑。

毫无疑问,韩寒和南方报系,成为中国公众人物理论的屠杀者。

要问萧翰为什么?唯一的理由:只问立场,不问是非,韩寒公民最大,南方报系利益集团最大。

1、今日萧翰,保韩寒,打击“公众人物”和言论自由

1、萧翰在1月29日自己博客《吴英案与韩寒案》一文中说“韩寒是手上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

2、萧翰在1月30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萧瀚改口说韩寒是“疑似公众人 物”,“韩寒是疑似公众人物,是因为公众人物最终是个法律概念,当它被用在不掌握公权力的普通公民时,应当经过论证,最好不铁口直断”。当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各方说法”时 则仍称萧瀚说“韩寒是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

3、2012年1月31日新京报报道,《法律学者看批评的伦理》,三个保韩律师学者谈所谓方韩大战,萧翰刻意提出韩寒“是不掌握公权力的疑似公众人物”,为韩寒开脱代笔的质疑压力。

4、在萧翰提出意在消灭公众人物理论的不掌握权力的公众人物、疑似公众人物和一般公众人物概念,进行荒唐的韩寒保卫战时,因为私知的军师色彩律师技术太过嚣张,萧翰遭到大众严厉批判,说他昨是今非。所谓疑似公众人物,是萧翰特地为韩寒量身定做,逃避言论自由和公众质疑的。

2012年2月13日,《南方人物周刊》萧翰发表《合理质疑,还是围众狂欢》,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韩寒署名权“私权”来否定公众人物,否定言论自由对韩寒公众人物的质疑和批判。萧翰虽然满腔悲愤,但不敢再提疑似公众人物,而是说韩寒是“普通的公众人物”。无论什么公众人物,萧翰的目的就是取消公众人物概念,就是把韩寒非公众人物化,禁止公众质疑韩寒。

5、韩寒自己从来都说自己是公众人物,在《2月零3日》中说:“作为公众人物,最初我的回应不够心平气和”。

萧翰的这几篇文章,除了“疑似”等定语变换之外,基本上是一篇文章。只是在南方报系之间来回复制而已。

2、萧翰昨日如何鼓吹公众人物理论

1、2002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审理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侵权案中,一审判决范志毅败诉。萧翰发文评论:“范志毅名誉权案一审判词中出现“公众人物”概念,上海静安区法院这样有胆识、谨慎并且中正的创新无疑给新闻司法带来希望。”

2、2003年南方周末发表郭国松采写的《“公众人物”隐私不受保护?》,对范志毅名誉侵权案上海静安区法院使用公众人物概念判决范志毅败诉,这是中国审判机关首次使用公众人物概念,一些学者就公众人物一词进行讨论。这篇文章的主导者是萧翰。萧翰说:“在美国,政府官员被批评是很正常的,官员也不会起诉媒体,就因为有了沙利文案,你可以起诉,但你要想证明媒体的报道是出于‘实际恶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很难胜诉。‘实际恶意’,即被告明知陈述错误,或者毫不顾及陈述是否错误依然将其公开”。贺卫方接受郭国松采访时说:“这种公共利益显然包含着言论自由的价值。言论自由与公民的人格尊严都是宪法所明确保障的权利,但是,两者之间很难达到完美的平衡。一个人选择成为公众人物,他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在涉及到他的事项上,天平需要偏向于言论自由(公共利益)。只有保持这样小的不平衡,才能够获得整个社会的大平衡。”这些都是萧翰极力推动的。

3、2003年余秋雨起诉我所谓深圳豪宅侵犯名誉权,就是萧翰出主意使用公众人物理论与余秋雨打官司,著名律师浦志强就是用公众人物这个理论击败了余秋雨,使得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在司法和社会上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了言论自由的进步。在当年产生了非常重大影响,第二年央视人物栏目还专门为浦志强制作了一期节目,因为浦志强了64背景夭折。当时著名杂文家朱健国写了一篇《先让文化明星公共起来》的文章,就是希望公众人物理论尽快拓展到公众人物的主体党政官员身上。

4、2003年2月,萧翰在《南风窗》下半期发表文章《公众人物:无隐乎尔?》,文中说,“如果我们参考上述美国新闻诽谤司法史上公众人物的列举式界分,可以基本上确定公众人物应当包括下列人等:(1)在政府官僚科层体制中任职的公共官员;(2)在一些事关公共利益的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相当于公共官员;(3)众所周知的名人、著名球星及其他著名的娱乐界名人;(4)在特定时间、地点某一公众广泛关注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中被证明确有关联的人为‘有限公众人物’”

萧翰说:“从很大意义上讲,公众人物的概念脱胎于公共事务或者公共利益观念,公众人物在名誉权、隐私权方面与一般个人名誉权、隐私权保护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公共事务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保密的关系,以及保护公共议论与允许信息有限错误之间的均衡关系。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之所以有别于一般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也是因为公众人物的言行直接影响到公共事务,因此他们的言行或者特定阶段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行应当接受公众的检验,而不能聚之为私,密不示人,或者要求媒体一点不许错” “公众人物有义务为公共利益忍受普通人不需要忍受的微弱痛苦,其原因在于,公众人物一方面由于媒体对他们的关注而获得巨大利益,同时也比普通公民更有机会保护自己的名誉,例如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远远多于普通公民,当媒体上出现关于他们的错误信息时,往往可以随时发表声明澄清事实”,“公众人物有义务为公共利益忍受普通人不需要忍受的微弱痛苦,其原因在于,公众人物一方面由于媒体对他们的关注而获得巨大利益,同时也比普通公民更有机会保护自己的名誉,例如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远远多于普通公民,当媒体上出现关于他们的错误信息时,往往可以随时发表声明澄清事实”,“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及隐私权适用反向倾斜保护规则”。

5、2008年年底,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评选第一届公民责任奖韩寒成为获奖者之一,萧翰给韩寒写《快乐的公民韩寒》的颁奖词,“韩寒的思想是成体系的——即时时事事都能让人感受到的公民精神。韩寒以谐趣的文字表达严肃的道理,不做作,不居高临下,不怨天尤人,自然、幽默而有分寸,如行云流水。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诛心戮肺之论,他批评过很多人和事,但他显然没有恶意。他的文字,是当代中国最干净者之一,也是在传播常识、捍卫常识方面最卓越者之一”,几乎把韩寒吹到天上。

按照萧翰今天公众人物概念,前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是疑似公众人物,甚至不是公众人物了,因为江泽民没有公权力了。批评江泽民就是侵犯江泽民的名誉权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萧翰进行评论,昨日的是和今日的非是多么的不言而喻。

当萧翰把韩寒定义为疑似公众人物或者普通公众人物时,萧翰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狡辩的律师,从一个重要的国家公知,变成了南方报业的私知,也就是说,萧翰只要立场,不要是非,完全成为南方报系韩寒保卫战的理论家和打手,这意味着萧翰这个曾经的卓越公知的堕落和死亡。

萧翰不是第一个为韩寒陪葬的南方报业公知,但是,他是最彻底的韩寒殉葬者。他埋葬不了公众人物理论,阻挡不了言论自由,他只能埋葬自己。只是公众人物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我不知道萧翰以后还怎么谈论公众人物,怎么谈论言论自由。

3、萧翰,让“公众人物”由黎明回到黑暗之中

萧翰的阴谋

在《合理质疑,还是围猎狂欢》文章中,萧翰引用有美国著名作家和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安德兰的话,说明言论自由“不适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只适用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确保政府不剥夺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引用美国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经典判词:“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由投票表决,他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宪法学上的绝对权利,从来不是针对普通公民的,而是针对公权力的”,目的很明确,言论自由只能针对公权力,韩寒不是公共官员,所以韩寒不能质疑。质疑韩寒就是损害韩寒的名誉权。

我想这是萧翰故意误读言论自由的概念,无论安兰德还是罗伯特·杰克逊的意思,都不是萧翰所言的言论自由只针对公共官员,而是政府要确保国家言论自由,政府没有权力干预言论自由。安德兰所谓的“这个法律不适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指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没有相互干涉言论自由的权力,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没有言论自由。如果言论自由只是对政府的监督批判,学术自由文化批评自由无疑被取消了,媒体和知识分子对于企业家对于文体明星失等公众人物去了监督批评的权力。世界各国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罗伯特·杰克逊更没有萧翰的这个意思,萧翰不能用安兰德的结论当做大法官的结论,何况大法官没有这个意思。

美国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这话的时候是1943年,安兰德这句话的时候是1962年,这时候美国的公众人物概念还没有出现。萧翰为了消灭公众人物对韩寒被质疑的影响,故意向后退,走进公众人物的黄昏中,退到公众人物没有诞生的时代。这是萧翰的阴谋,人人看到的阴谋。

萧翰应该知道,谈论公众人物和言论自由必须从1964年出纽约时报沙利文案出发。这是基本常识。不从1964年的沙利文案谈公众人物侵权,谈论言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过去,萧翰谈公众人物论言论自由时是从1966年沙利文案出发。

公众人物,时报沙利文原则

公众人物概念起源于美国1964年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公共官员”一案,在1967年的“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并确立公众人物”概念。首席大法官沃论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同类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此后,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备受关注。这这就是说,在言论自由中,公众人物与公共官员是同一级别,都是要接受媒体和公众严格监督。

公众人物像‘公共官员一样经常在社会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一个阶层的‘公众人物和‘公共官员一样很容易接触利用大众传媒。他们既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又能对社会对他们批判进行反击。公民对公众人物的言行有监督批评权力,只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和事件,新闻媒介就有权力对他们进行毫无拘束的讨论,这与针对‘公共官员的自由讨论是同样重要的。公众人物不受政治秩序约束,这意味着公众舆论几乎是社会唯一能够影响他们行为的武器。公众人物之所以受时报沙利文原则约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与公共官员相仿,许多社会名流实际上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对公共利益有实际影响。在罗森布卢姆诉都会媒介公司案中,大法官布伦南、博格、布莱克曼甚至认为,沙利文时报原则应该延伸至所有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不管所涉及的是著名人士还是匿名人士。

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最大的贡献,在于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来自新闻媒介和公众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是错误的甚至带有诽谤的成分。一旦诽谤诉讼的原告被界定为公共官员和社会公众人物,时报沙利文时报原则自动生效,官员和公众人物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政府官员是当然的公众人物,在舆论和司法实践中,还是被称为公共官员,企事业领袖文体明星著名的作家学者等社会名流一律被称为公众人物,主要便于表达。

时报沙利文原则的核心,第一公众利益最大,言论自由最大。她有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适用原则。适用于公共官员和社会公众人物,而且一视同仁,没有高低之分。只要法庭认定原告属于公众人物,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公众人物,时报沙利文原则自动生效。

第二,严格限制原则。公众人物对社会影响巨大,他们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可能影响公共利益,不严格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公共利益就会遭受损失。公众人物必须严格接受媒体和大众的监督和批评,他们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像一般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那样受到严格。公众利益高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两者发生冲突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要无条件为公共利益让路,即使媒体报道和批评有错误,公众人物也必须容忍。因为媒体和批评者不是司法机关,不可能百分之百掌握事实。基于这样的原则,一些学者和法官认为,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没有名誉权和隐私权,应该取消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你要做好承担名誉权和隐私权的风险的准备。作为公众人物想有巨大社会特权,其隐私权和名誉权受到严格限制和弱化,很多时候得不到法律严格保护非常正常。名誉权和隐私权遭受损失非常正常。这体现了公平精神。

第三,自证清白原则。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不同,他们掌握了媒体等社会资源,掌握舆论等社会资源,一旦名誉受损,可以马上做出反应,进行澄清。公众人物面对批评质疑,必须诚实面对,接受质疑,自证清白,而不是逃跑。你无法自证清白,就无权要求舆论停止质疑。公众人物逃跑躲避,意味着默认。

第四,实际恶意原则。公众人物要一旦走上法庭,必须证明被告有主观实际恶意即无中生有故意造谣诽谤,或者明知道错误还要继续坚持错误,方可构成诽谤的名誉侵权。批评者只要不是主观恶意,就不构成侵权。主观恶意非常难以证明,在美国公众人物几乎无法打赢隐私和名誉侵权官司,这等于要公众人物自动放弃名誉和隐私诉讼权利。这也避免公众人物滥打官司,浪费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言论自由。

英国的雷诺兹法案

西方国家一般采用美国时报沙利文原则,英国很长时间拒绝使用这一原则。到了1996年英国的雷诺兹案成为英国侵权法中的里程碑案例。相当于美国的时报沙利文案例。

1994年11月17日,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 (Albert Reynolds)在议会下院宣布辞职,11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英国版和爱尔兰版都刊登了长篇调查性报道。英国版题为《再见了,放高利贷的人》,占据几乎整版篇幅。爱尔兰版题为《为何一个撒谎的人难以证明其作为爱尔兰和平缔造者的重要性》,三个版报道。这两篇报道都对雷诺兹持批评立场,爱尔兰版详细报道了全过程,英国版则略去了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报道雷诺兹在下院的辩护声明,雷诺兹对对泰晤士报公司及文章作者、编辑提起诽谤诉讼。 法院一审判泰晤士报败诉,鉴于作者和编辑没有恶意,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一便士。

原告和被告均提起上诉。上诉法院的二审(1998)和上议院的终审(1999),都维持了一审判决。但是,大法官们在判词中提出一些重要原则,法庭判决肯定媒体在民主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功能,肯定涉及公共利益、受到公众关注的新闻和言论应当受到特别保护,使得按照传统普通法在诽谤案中很难胜诉的媒体大受鼓舞。上议院大法官李启新就言论自由发表看法:“法庭应当格外重视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媒体履行‘警报’和‘监视’的重要功能,对於媒体报道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是否有权知晓,特别是当报道涉及政治领域时,应当慎重对待。解决任何疑难应当有利于媒体言论自由” ,“在很多情况下,基于某种特殊利益,诚实地发表一些言论,即使这些言论不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其发表的重要性高于名誉保护,普通法可以予以特权保护”,“当一个人基于某种利益,或者职责、法律、社会甚至道义的需要发表意见,比如这种发表关乎公众利益,发表时的表现又是负责的,就可以得到“受约制特权”保护。这自然也适用于新闻报道”。

雷诺兹案把受制约特权推广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新闻报道,比起传统诽谤法一味要求被告媒体承担严格责任来,是一个很大进步。这个案例建立了一个原则,即涉及公众“有权获知”的新闻出版,即使后来证明有错,仍有可能受到特权保护,除非这种出版被证明含有恶意。只要不怀恶意,报章在报道读者极为关注的公众领域的信息时,只要进行了合理的审查,即使不透露消息来源,亦不会因此失去特权保护。受特权保护的两个前提是:一是报章有发表那些重要而可信的消息的责任,处理也是公平的;二是公众接受这些消息的兴趣也是合理的,如果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即使不能证明真伪,也仍然可以受到雷诺兹特权保护。

雷诺兹案审慎地推动了诽谤法向过错责任侵权方向发展,现在问题集中在编辑和记者的“过错”,即是否专业和负责。

2006年10月,英国上议院对沙特阿拉伯商人贾米尔诉《华尔街日报》诽谤案作出终审判决,纠正了初审和上诉时媒体两次败诉的局面。媒体以雷诺兹特权进行抗辩,五位大法官一致认为,涉讼新闻内容与公共利益有关,手法也是负责任的,裁定接纳媒体抗辩。大法官还申明雷诺兹特权的目的就是在于纠正诽谤法长久以来不利于传媒的弊端,强调在衡量媒体是否负责任时,不能机械套用十条要求,要从实际出发,更加具有弹性。这被认为是雷诺兹特权的新发展。

麦田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事件是对韩寒诚信的质疑,是为了公共利益,没有实际恶意,根本不构成名誉侵权。对于这一重大公共事件,社会大众也非常关心。韩寒不是一般人物,他作为天才作家,青年意见领袖,中国最大公知和最大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公众质疑,有义务出来面对质疑,自证清白。

很显然,中国公众人物有一个需要自证清白,那就是韩寒。

面对质疑,韩寒选择谩骂恐吓然后逃跑,这本身有有问题。

方舟子质疑韩寒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范畴,是言论自由的表现,绝对不容干涉。韩寒选择上法院解决问题,明显是在借用司法的力量保护自己。在中国司法诚信破产的今天,韩寒起诉方舟子显然不同寻常。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不能不令人怀疑。一旦韩寒胜诉,将严厉打击中国的言论自由,对中国言论自由是巨大伤害。

韩寒胜诉,不是方舟子失败,而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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