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智主义——与新华社记者陈玉明商榷 — 挣脱枷锁的囚徒 2012/3/11

发布日期: 三月 11, 2012 5:00 上午

关于反智主义——与新华社记者陈玉明商榷

作者:挣脱枷锁的囚徒 2012/3/11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4232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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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智主义——与新华社记者陈玉明商榷

【笔者按】关于“韩寒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韩寒出道至今年年初韩寒被质疑为“人造”和“代笔”之前,可以称之为“韩寒现象”,已经在社会上存在和热议十年以上。第二个阶段,年初开始韩寒被质疑,迄今尚不足2个月。整体上统称为“韩寒事件”,而其他的一些关于该事件的称谓,笔者认为均有失偏颇。甚至有人仅仅以第二阶段作为讨论对象,称之为“方韩大战”、“方韩之争”,更是偏狭。因为,“韩寒事件”绝非今年年初才开始,对韩寒的质疑和批判也绝非方舟子先生一个人的事。尤其,“方韩之争”更是滑稽,更有甚者,称之为“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观点之争’”。那么请问,这个“观点之争”所争的观点是什么?

日前,关于“韩寒事件”,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发表了题为《肖鹰:韩寒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长文,并在清华大学做了同名的演讲,引发了一些争议。笔者认同把“韩寒现象”归于反智主义的观点,只是对肖鹰教授,把这种反智主义称为为我国某些阶段的主潮,有些许异议。笔者认为,人类史上,除了欧洲中世纪的主潮是反智的以外,大多数地区和时代均存在主智和反智的纠结,而且前者为主潮。

笔者只是一介屁民,不揣冒昧,发表一个帖子参与了”韩寒事件“的讨论,在《敦请全社会正视“韩寒事件”书》之七(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97006.shtml),对于“韩寒事件”与反智主义发表了个人愚见(抄书难免,大家可以查对):

“反智主义”出自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这个命题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只能结合出书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作者在书中坦言:“本书是为了回应1950年代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状况而写的。  二战后的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由此产生的美国社会政治的麦卡锡主义极力鼓吹知识分子对社会状况的批评和指责隐藏着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因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遭受到来自政府及其所操纵的舆论工具的残酷打压。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艾森豪威尔时期。1950年代,美国社会不断的政治动荡和持续不断的教育争议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疏离甚至对立。所以,这时的反智主义的主要内涵是反对精英政治和反对最为政治精英的知识分子。  霍夫斯塔特强调,“反智主义”应当与“反理性主义”区别开来。“反智”主要是指反对知识分子以及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思想形态;而反理性则是现代哲学上的一种特定主张,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并不一定都是反智论。  可见,霍夫斯塔特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定义“反智主义”的,其内涵并没有后来所认为的“反智性”和“反知识”的内容。“反智性”和“反知识”含义是反智主义滥觞的结果,而且,成为后来反智主义的主要内涵。    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后,最主要的解读是来自余英时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认为,   “反智论”,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智识分子”。社会上一般“反智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  后来,这两方面没有了严格区分,统称反智论或者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在今日之世界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原因:  宗教 霍布士说:“对无形力量的恐惧,如果被公开认可,叫宗教;不被认可,是迷信”。可见,无论是宗教或是迷信,即崇尚和敬畏超自然的力量。世界都是神创造和安排好了的,当然毋须凡夫俗子去思考,结果导致对神明和权威的无条件服从。而一个充满学识的聪明人对任何宗教都是危险的。所以,一切宗教都是反智的——“反智性论”。  独裁专制 类似于宗教,独裁专制通常采取愚民政策,所以便会极力推崇反智主义,聪明智识的民众是专治的大敌。这种反智主义也如宗教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反智。  知识无用论 当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轻视甚至无视知识所创造的价值时,人们就会产生知识无用论的错误认识和思潮,这当然也是反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民粹主义 认为诚信和辛勤工作的民众深受腐败和特权的“精英”的压迫。知识分子精英历来与民众就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阶层。其间存在着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疏离力量。不同社会政治状况下,这种疏离的成都也不同。如果知识精英们完全无视民众利益,充当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么这种疏离就变为了对立。这时民粹主义就是反智的,当然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反智——即反对知识分子和其思想形态。    纵观西方历史,整个宗教统治的中世纪主流便是反智的。但是,好奇和求知欲又是人类崇尚智慧和渴求知识内在动能。所以,崇智与反智纠结于人类发展史。直至,17世纪以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获得了对付自然的的更大的权能,崇智才成为了人类意识的主流。尤其是弗兰西斯·培根哲学实质就是倡导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其“知识就是力量”更是最集中的体现。    我国历史上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大致是知识分子精英政治附庸于君主专制和自然科学上反智主义的历史。一方面,君主专治统治决定了其愚民政策的主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种反智主义愚民政策的总体现。天人合一又从根本上否决了人们探究自然的理由;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决定了统治者必然不准许民众“窥破天机”,而动摇其统治根本——体现出反智一面。另一方面,朝廷对民众的统治又必须依靠那些智能之士,于是朝廷便以举贤能及至后来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搜罗殆尽,纳入其统治集团之内——又有其崇智一面。  五四运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崇智同样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态度。而史无前例的“文革”同样也是两种意义上的反智论史无前例的集中大爆发。具体体现在极端民粹主义的红卫兵造反派对知识精英的极度歧视——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和惨无人道的迫害。同时涌现出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代表的极端的“读书无用论”。  1978年之后的拨乱反正,随后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系列政策从根本上纠正了那段极端的反智主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把崇智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进入20世纪的最后20年以及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复杂性使得知识不再是王冠上的明珠,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人们成功的道路和评价标准也发生巨变。一些企业家、一些文体明星,不读书反倒获得了更大成功,拥有了更多金钱、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使得新的只是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    这时,韩寒——目前看来——这个人造天才,来了。一个初中学习成绩差强人意,以体育特长生加分才升入高中,甚至敢于交“白卷”,高一因7门功课不及格而留级,随后退学的差生,却一举成名成为畅销书作家,攫取了大量财富,甚至荣获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等巨大荣誉,还被某些无良公知和媒体,吹捧为“青年偶像”、“意见领袖”、“当代鲁迅”、“青年导师”。塑造了一个反智的“天才神话”。  而韩寒自己却恬不知耻宣称自己不读书、七盏红灯照亮我前程,并竭力攻击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传导了一种影响非常恶劣的“新读书无用论”、树立了新时代“白卷英雄”形象。却受到疯狂追捧,尤其是那些不爱学习和企图逃避教育的学生。  同时期,社会低俗文化泛滥,以王朔等作家为代表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痞子文化”应运而生,而韩寒成了这种痞子文化极致。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开始,骂遍文坛“无敌手”。08年后更是被包装成“自由公民代言人”、“意见领袖”和“公知”。实则是某些利益集团民粹主义的代言人。在乱象频仍,社会利益分配进一步趋向不公,底层民众利益被进一步无视的今天,把原本知识精英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人为地进一步扯裂,甚至对立。当然,也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某些公知缺乏基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或者附庸一些低俗文化、或者附庸某些利益集团、再或者附庸一些主义集团。无论如何,韩寒这种“真文盲、假公知”、“真痞子、假意见领袖”的社会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幸,年初开始的倒韩运动虽然短短月余,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人造韩寒”“人造天才”“人造偶像”“人造公知”显形于世。神话已经打破,神坛已经推倒,下一步需要的是抓住这个反智反面标杆,在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提倡科学、呼唤理性、呼唤诚信和社会责任感,避免这种荒唐的重演。

部分学者则旗帜鲜明反对肖教授的观点。新华社记者陈玉明先生更是在微博与肖先生进行了争论。

陈玉明:肖鹰老师说韩寒反智,观点难以苟同;大家欣赏韩寒,也不是欣赏他不读书、不上大学,而是欣赏他的文学天才和不羁个性。韩寒确实没多少学问,这是他的局限,但说他反智,未免有些牵强。不过,我认为肖老师有权在课堂上发表此观点,大学应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我们不能要求老师只发表正确的观点。

陈玉明:回复@肖鹰_Tsinghua:韩寒也许确有过一些反智的言论,但就我看过的十多篇博文看,我没发现反智观点,我看到的是对普世价值的机智表达,而这也正是大家看重韩寒的地方。若论反智,北大的孔庆东等似乎有更多的反智嫌疑。

这位陈先生的逻辑实在难以让人恭维。一方面,承认韩寒的一些反智言论,却另一方面,仅仅通过个人读过的韩寒的十多篇博文,没有发现韩寒的反智观点,而对肖先生的分析结论做出否定。就如同,陈先生仅仅看到几只白毛鸡而没有发现黑毛鸡,就否定黑毛鸡的存在一样。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先生对于韩寒的不读书、不上大学仅仅限于不欣赏层面,也指出韩寒确实没有多少学问;却欣赏他的文学天才和不羁个性。对于不羁个性的欣赏,当然是陈先生的个人自由;而所谓文学天才,正是这次质疑韩寒的主要内容,而陈先生,却以自己的个人直觉,把那多人费时费力研究找到的“人造韩寒”的一切证据和努力化为乌有。更令人称奇的是,韩寒不读书、没有多少学问,却能机智地表达出普世价值。莫非生而知之?可见,这位陈先生本身就是反智的。而当,笔者发现陈先生新浪标签赫然标列有佛学,而指出一切宗教都是反智的时,陈先生更是大讲其佛学:

陈玉明:其实并非所有的反智都是不可取的。对知识、智慧、科学的无限崇拜也会让人类步入崇智主义、唯科学主义的误区。严格来说,一切宗教本质上都是反智主义的,我想这也是方舟子先生反对几乎所有宗教的原因。但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不能只有科学,人类还需要直觉的启迪、宗教的慰藉、艺术的熏陶、心灵的回归。

陈玉明:佛家虽提倡悲智双运,但这里的“智”,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洞彻五蕴皆空的般若智慧;这种般若智慧,在俗人眼中,恰恰是反智的,因为它是非科学、非逻辑的。《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非法,非非法。”在俗人看来,这句话是前后矛盾的。不过,佛家又主张学习因明等“五明”,并不排斥世智。

原来,陈先生也认同一切宗教都是反智的。却把不信仰佛教,而崇尚科学和逻辑者,统归于“俗人”,照此逻辑,那些大科学家就是“超级俗人”了。

诚然,“并非所有的反智都是不可取的”,“人类还需要直觉的启迪、宗教的慰藉、艺术的熏陶、心灵的回归”,也不无道理。只是,这位北大的、新华社记者、翻译过《霍布斯传》的学者,恐怕是没有搞清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牛顿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却没有笃信上帝创造世界、安排世界秩序的基督教教义,完成了伟大的天体力学研究,只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的天体运动的最初因时,才把他归于上帝之手。当今,一些科学家、包括一些研究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科学家也是基督徒,难道他们也笃信上帝创造世界、上帝造人?

可见,这位新华社记者、佛教徒,自身就是反智的,也难怪会为韩寒辩解。

诚然,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北大毕业的一位饱学之士、一位21世纪的学者笃信佛教,沦为反智主义者,本身已经令人难以置信;而身为新华社记者,却在公共领域(虽然是个人微博,但却是通过认证的新华社记者)公开宣扬佛教,也就是公开宣扬反智,便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注,本人一介屁民,草成匆匆,错漏难免,大家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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