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垮一个意见领袖不会亡国

发布日期: 五月 5, 2012 6:57 下午 | 关键词:

各位同学晚上好!
  感谢大家冒雨来到这里,给我一个与大学生交流的机会。没有准备讲稿,因为我更想即兴地与大家聊天式地谈谈心。所以很抱歉,可能会讲得比较散。
  为了今天能够顺利“请到假”,昨天晚上,我故意给孩子打预防针,“妈妈把明天晚上要给大哥哥大姐姐们讲的话,说一遍给你听好不好?”我的孩子说:“不要,我要听那本《我不是完美小孩》。”唯一的演练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孩子不上当,大人话有什么好听的。但是大人们却可以听懂孩子们的话,甚至喜欢孩子们喜欢的东西,譬如几米漫画,譬如像《失落的一角遇到大圆满》那样的,那本绘本简直就是给同学们的恋爱指南嘛!
  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们成年人都是从童年经历过来的,你懂孩子的心,因为,你走过,而孩子们无法体会大人们的世界,因为,他们未曾经历。所以,这便是我今晚所想要讲的主题:《新青年独立之路: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
  “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这不是废话嘛,有谁的人生不是自己经历的?不是废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正在替别人经历着他们的人生。
  1948年,许烺光先生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翻译过来是《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其中提出来,中国的文化人格受到五个核心因素的影响:家庭生活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两性关系紧张;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将儿童作为成人培养的育儿方式(你看,昨晚我就差点犯错误了);以及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这些因素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着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价值的实现,于是,我们时时受制于家庭、社会、国家。这样,我们就难以亲自经历自己的人生。
  那么,我们如何去发掘自我?独立地设计自己的人生逻辑呢?多年后,海外华人学者阎云翔先生继续着这个研究,他有一本论文集叫做《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也已经翻译进来了。“个体化”这个概念一开始是用来描述西欧社会的,他想借用来描述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这其实与我刚刚讲到的话题相关。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包含着我们应该如何去摆脱那些束缚我们的东西的意涵。
  贝克用个体化来描述西欧社会,跟我们中国的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更多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中国却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此,我个人觉得,在中国,“个体化”进程可能是一个相对正面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豆瓣有一个小组叫做“父母皆祸害”。父母皆祸害?多么耸人听闻啊!《南方周末》先做了这个专题,从那篇报道的立意来看,他们当时是反对这个“耸人听闻”的说法的,它认为说,等到你们都老了,那你们就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单一化的说法,忽视了问题背后的制度背景。因为这一代,这一时期所谓的代际冲突,它不是过去的那种代际冲突,不是生命的轮回那么简单,它实际上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体制产生的断裂,上一代人存在的局限,可能会成为下一代人个体化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当时我策划了一个专题,主张听听年轻人在说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困境,才会如此激烈地与上一代对峙
  比方说我听到很多年轻人,男孩子,在跟我聊天的时候经常抱怨,父母交待要买房啊,尤其是女朋友的爸妈啊,我才刚刚出来工作,哪怕是广州最低的房价,我也买不起啊。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它是完全自主的吗?完全自发的吗?不是的,我们被很多因素控制着,买了房以后,你的个人发展会不会从此被裹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个体化”在中国可能有它积极的意义。
  那么,它消极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阎云翔老师在他那本书里面也讲到一些,但我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他对中国社会的评估是相对乐观的,可是根据我对现实的评估,我悲观一些。或许是因为我在国内,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了解得比他还要更多一点。譬如说,他认为“个体化”在中国导致的心理问题,很多人已经会去求助于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心理医生,而不是亲戚朋友了。我对他的这一系列评估不是很赞同。
  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不久前,在微博上的一个叫“走饭”的女孩,她发布了一些微博条目,像诗句一样优美深刻,她简直像个哲学家,可是,后来她自杀了。在中国,根据数据显示,有心理问题的人达一亿人以上。不只在年轻的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身上也有各自的心理困境。像富士康农民工二代跳楼的问题,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的断裂的问题。因为上一代人不像我们这样,与社会乃至全球化的信息同步。我们这一代人,除非你的家庭是很好的家庭,诸如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即便是知识分子家庭,也可能在一些观念上,特别在对国家、对政治的认知上也不那么一致。它并不是简单的代际冲突,不是说你长到六十岁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它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可能是这个体制带来的难以化解的隔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父母皆祸害”那个小组的孩子是蛮值得同情的。他们的父母没法跟他们沟通,父母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阻碍了他们自己去设计自己的人生逻辑。当然你可以说父母那一代也有他们的痛苦,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进步的话,假设代际冲突深深烙印在年轻人的身上,然后年轻人由此妥协,由此按照上一代人的期望行事。比方说考公务员,即便你不喜欢,或者说爸妈要你找一个有房有车的人结婚,以至于你放弃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伴侣。那么,这可能是悲壮的、值得忧虑的。也就是说,精神上的焦虑普遍存在。
  这就是“个体化”的消极方面,可以叫“无道德家庭主义”,或者说“无公德个人主义”。就是说中国人活得越来越自我,它并不像西欧的那种个人主义,是去谋求我的个人价值,实现我的个人价值,即便去当一个义工,即便进一个公益组织,中国人不是这样。“无道德家庭主义”是学者研究非民主国家提出来的,“无道德”不是“不道德”,只是说,他没有对这个国家或社会有相应的责任感,他的责任感局限在家庭内部,比方说我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必须妥协掉个体的一些诉求,只是为了给家庭谋求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管是“无道德家庭主义”或者“无公德个人主义”,在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观察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可能要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境况联系起来讲。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能被庸俗化,被简单化了。就是说,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回避了社会基本道德的底线诉求,尤其是在大众文化方面,有一种走向道德虚无的倾向。
  这里我只讲大众文化层面,理论的,就不班门弄斧了。这种自由主义的分歧外化的标志性事件可是2008年的“范跑跑”争论。相信大家不会陌生,2008年地震以后,范跑跑宣称,“除了我女儿,就是我的老妈我也不会救的”。另外就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位教师,没有义务去救他的学生。当时有批评的声音,也有一些主流媒体为他辩护。关键不在于他的这个行为。而在于他自己对行为的辩护和阐释中,他自己提到了自由主义,他的解释是他要用这样一种很反叛的姿态来传播自由主义。这是对自由主义很大的误解。他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只有自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为什么我们害怕自由?恰恰是因为我们害怕承担责任。追求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开始媒体人是褒扬的姿态,后来一些权威的学者站出来说,“范跑跑”所表现出来的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的主张。这一次,媒体接受了学者的意见,并慢慢转向。

至于今年的韩寒事件,我把它看作是自由主义粗鄙化的一次“高潮”。这一次,中国知识界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赵鼎新,费尽心力地写了一篇关于“方韩之争”的文章。当时我不敢相信是他写的,因为我不敢想象这么繁忙的专业学者居然去看那么繁琐无聊的视频,与国内的学者大相径庭。后来写信向他求证,他表示,是由于实在看不过去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媒体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出于这种焦虑写了文章。
  的确,国内的媒体这一回表现很不专业。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编辑亲口向我证实,他所在媒体拒绝了赵鼎新教授的这篇文章,他认为赵老师这回错了,我说赵老师愿意以他的公信力来担保,而你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哪怕把另一篇观点不一样的文章放在同一个版面,也能引起很大的思想讨论,这是媒体的应有功能,你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判断如此自负呢。
  回到我今晚讲的这个题目——-“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我能够理解这位编辑,因为他没有亲自去经历赵老师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他一直对我说:“万一错了呢,万一冤枉人了呢”?我说,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就这么不敢于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吗?假设你看了数遍后,你发现赵老师的逻辑漏洞,你不同意,这很好,这表明你拥有自己的思考力。但是,不要把自己封闭了,要把自己打开。所有人说,“真假韩寒事件”已经成为好友绝交、师生反目、知识分子分裂的一场“闹剧”。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吗?我不相信。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裂痕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习惯去面对分歧,我们还没有学会与分歧相处,与差异和解。
  本来这些争议和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有一本书叫做《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秩序情结,就像张德胜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所指出的——当然,或许同情儒家的学者不会同意他的提法,但我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张德胜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很害怕乱,谈乱色变。我们害怕颠覆旧有的秩序,比如说,很多人认为,韩寒已经在那里了,高高在上地在那里了,他就是我们的偶像啊,为什么你要去推翻他?我从来不用“倒韩”这种词汇,我认为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要推倒一个人,他不是这个角色了,他可以是另外一个角色,不是“赶尽杀绝”。
  那么,为什么我们那么难以面对分歧?因为我们太守旧了,太固守原来的秩序了,如果公共知识分子树立的这么一个青年意见领袖有什么瑕疵或问题的话,中国就不行了?自由主义就由一个不读书的孩子代表了?这岂不是很荒谬?但是大家就是不愿意,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害怕旧有秩序被打破以后,所谓的“我们”这一方,跟我们想要对抗的天花板另一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假若我们这一方的“将军”折损了,我们的力量就会减少了。他们是根据这所谓的力量对比,秩序守恒的角度去考虑的,他们不会去想,也许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一面啊,也许会激发更多真正的青年领袖啊。在座中大的同学,大家的学识,大家的社会关怀,难道不应该被激发出来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分歧长远看来是有好处的,但是如何面对分歧,可能要我们运用“公共理性”,或者说恢复“价值理性”去化解。我们要回到理性的维度上面来。
  谭老师(谭安奎)编译了一本书,就叫《公共理性》,我一直在研究,很多东西还没有消化透,非民主国家谈何“公共理性”?但我仍然很希望能够把这个概念拿出来用,在中国建构自己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应该建立在什么维度上,什么基础之上?我觉得应该建立在一种可沟通的逻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感上。我想对在座的同学们说,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泪腺发达的人,而应该做一个头脑发达的人,人格健全的人。为什么我会如此害怕泪腺发达呢?因为根据这些年在媒体工作的经验来讲,我本身就是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我一直在反思,中文系掌控了的媒体产生的问题。因为早期的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单一的,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那么,你再用这种煽情的、抒情的方式来解读这个社会想必是不行的,所以,我才讲我们不要做一个泪腺发达的人,要做一个头脑发达的人。
  阿伦特的一本传记里面,她的母亲提到一件非常让她震惊的事,就是阿伦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这孩子居然没有哭,反而非常镇定。这不是无情,真的不是无情,可能就是说,相对于这些有能力思考社会、思考政治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天生就有一副比较理性的头脑,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
  这是在今晚的交流当中,我冒昧向大家提出的几条建议的第一条。
  除此之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像不要迷信我今晚灌输的一样,不要迷信媒体。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灌输的一大堆东西,可能不一定适合你。你们要像警惕我一样的警惕媒体。媒体的功能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分化。大学生完全可以成为监督媒体、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的一股力量。
  第三条就是就像警惕公权力一样地警惕资本。这也是我观察韩寒现象以后想到的问题。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不要让说真话的人成为失意者”。过去我认为,说真话的人得到超额利润也是应该的,至少比唐骏好吧,唐骏说“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那个时候我觉得韩寒博客上的东西至少是他的真话,说真话得到超额利润也是可以鼓励的,但是后来从“韩三篇”我开始知道了,超额利润有时会让人丧失一个基本的底线,产生投机行为。所以,必须警惕“超额利润”,当资本强大了,超额利润诱人了,资本就会控制媒体,控制大众文化产业,韩寒就是这轮消费主义的产物。
  第四条,可能就是我想为“社会运动”正名。不要闻运动色变,因为有些运动是官方自上而下的,有一些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两者有根本的区别,而公民行动是值得鼓励的。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的运动,就是剃一千个光头,来阻止广州耗资巨大的光亮工程,这类运动有什么不可呢?7月1日以后,广东开始允许民间组织进行登记,而这是值得期待的,尽管不知道具体细则会怎样,至少迈出了这一步。
  第五条,不要做信息时代的“躁郁症患者”。这里借用一个心理学名词,躁郁症就是双向抑郁,信息爆炸使人似乎身处喧闹之中,但是又非常孤独和匮乏真正的深度交流。有一项研究,说美国的学生发2272条信息,你们猜,这是多长时间发的信息量?一年?一个月?不是,是一周的信息。很可怕?有人说,一个大学生,也许下课就收到了女朋友的分手短信,我们开始只用一条信息就处理掉了人生的重大抉择。信息时代的人已经被这样的东西裹挟了,可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按照《最愚蠢的一代》作者Mark Bauerlein说的,那就是,你要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99%对别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要沉迷于社交网络,不要沉迷于信息爆炸。

最后一条,就是要有所畏,才能无所惧。我们恐怕要建立一些值得敬畏的东西,才能无所畏惧。如果你什么都不怕的话,实际上就是你什么都怕。你害怕去做出判断,你害怕去做出选择,你不愿意去改变任何一个旧有的秩序,所有一切都因为你太害怕了。我们要建立一些敬畏,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冒犯的,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底线的。我们还年轻,上一代人可能已经投降了一些潜规则,但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你的一个污点,可能在几年后十几年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转型,你的投降和妥协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人生污点被人挖出来,就像今天的韩寒一样。所以,不要在任何时刻,去投降去妥协潜规则,做下缺乏敬畏感的事情。
  谢谢大家。
  本文为2012年4月6日晚在中大与大学生交流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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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论数 : “彭晓芸:垮一个意见领袖不会亡国”

  1. 乱世郎中 :

    假的意见领袖必须垮掉。

  2. 匿名 :

    骗子垮掉是国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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