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请全社会正视“韩寒事件”(整理版之二) —- 作者:挣脱枷锁的囚徒

发布日期: 五月 11, 2012 2:34 上午 | 关键词:

敦请全社会正视“韩寒事件”(整理版之二)

 

韩寒事件正面意义

 

【按】该文是笔者自2月19日至421日针对韩寒事件首发于天涯论坛系列同题文章前半部分的整理版,整理后调整为之二

为什么要贴出这篇旧文呢?原因在于韩寒支持者总在复读机般重复诸如以下言论:

姑且不论真假结果,你总是揪着韩寒说事,有意义么?中国那么多事情要解决! 

你关心关心那些贪污腐败吧!干嘛揪着韩寒不放!光明与磊落! 

都是人才,只是目的不同,各活各得就好!我也不喜欢很多人,但有很多人会喜欢,口舌之争,无趣!

认为韩寒即便造假也没有多大危害。

本文的主旨恰恰是在论述韩寒事件的社会危害、以及这种揭假打假的正面意义,并敦请全社会予以正视。

 

2012年伊始,“韩寒事件”引发全社会巨大反响。尤其是处于今天网络时代,但凡有点文字基础和资讯途径的民众大多参与其中。众多媒体更是大肆热炒,各界社会名流尤其是文化名人也纷纷阐述立场和观点。而且可以预见,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质疑中,无论是否是韩氏利益相关方的名人,迟早都会亮相,并最终站队。

这里,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该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事件的起由和发展,参与者都已经大概明了,不再赘述。从目前事件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明显不利于韩氏一方。如果,最终以方舟子先生为代表的质疑方的观点被证实,笔者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

 

 

怀疑精神和理性的胜利

 

从正面来说,首先,是怀疑精神和理性的胜利。而这种怀疑精神和理性正是我们民族所缺乏的思想意识。

 

历史上看,如果把先秦战国的“百家争鸣”定义为民族的启蒙运动,那么这场启蒙运动由于秦统一六国以及接踵而至灭秦和楚汉相争战争所中断。当然,学界总是在强调始皇帝所谓“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和思想的禁锢。而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史学家为了突出秦暴政而有构陷之嫌的结果。

事实上,汉初朝廷信奉黄老道学的“无为而治”理念,为人民休养生息和社会初步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争鸣又有复兴之势。但是,董仲舒以把阴阳与五行学说的彻底合流,并以此诠释春秋公羊学,异化传统儒家思想,创立了完整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体系,以“天人三策”博得汉武帝的欢心,最终采纳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并立为国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被纳为官方哲学。其中,“五德循环”、“君权天授”理论,为皇权统治找到了理论依据,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客观上,其“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巩固统一作出思想意识上的铺垫。但是,也严重禁锢了民族思想发展。最终,终止了那场民族启蒙运动。此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理论统御国人思想2000余年,直至今日。严重禁锢了民族思想、压抑了民族文化的创新意识,尤其是对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阻碍。

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种被梁启超先生斥之“为中国二千年迷信的大本营”的“阴阳五行学说”能够统御国人思想200余年,甚至流毒至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民族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思想。崇古、崇天、崇君父、崇祖宗,就是容不得对这些的任何怀疑。

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期,曾经远比中国更加迷信,天主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更为严重的多。但是,他们有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和怀疑精神。虽然,一度中断千年,幸有阿拉伯文明和爱尔兰岛国地理优势得以传承。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希腊文化艺术的名义,使得古希腊哲学得以复活和发展。而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从怀疑教皇和教廷的权威性开始,发展到近代,以“笛卡尔式怀疑”复活古希腊哲学的怀疑精神,发展成为理性主义哲学,至康德进一步发展成为“批判理性主义”,直至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促使欧洲走出迷信走向理性。

期间,有众多哲学家、科学家为了追求理性、追求真理被斥之异端,甚至献出生命。在科学发展方面,也正是哥白尼、伽利略等对一统欧洲千年托勒密“地心说”权威的怀疑和否定开始,怀疑精神和理性也正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源动力。柏拉图“对人的尊重不能超过对真理的尊重”、以及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名言,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写照。

所以说,没有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就不会有现代人类文明的今天。可见,这种怀疑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曾经有过初期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由于经济建设经验的缺乏,和国际环境的逼迫,国家提出以发展重工业重点的总路线,而忽视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忽视了农业发展、农村问题,甚至农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引起了曾经有着乡村建设试验的梁漱溟先生的关注,在19539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梁先生对中央政策提出了质疑,呼吁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他说“……我想着重点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城市,农民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城里工人生活提高得快,乡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中共领导党,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这一善意的质疑和建议,引发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和不满,最终发展为被认为是怀疑和攻击总路线。经过反复抗争,最终梁先生的质疑被压制。这就是著名的“毛梁公案

此后,在农村的从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再到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工业方面的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这场完全失去理性的运动中,甚至有人放出了亩产十数万斤稻谷的“卫星”,居然就没有人质疑。随之而来的60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民众的民族悲剧。

试想,如果53年梁漱溟先生的质疑不是那么生硬被压制甚至遭到批判,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些理性尽丧的运动中,必定会有专家学者提出质疑,是否就可以避免那场民族悲剧的发生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可定的。

进一步想,是否可以避免“文革”十年浩劫的发生呢??

1978年的“真理问题大讨论”,不也是从对过去方针路线的质疑开始的一场恢复理性的运动吗?才使得民族进入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正确轨道。

但是,从禁锢国人思想2000年的“阴阳五行”仍然根深蒂固的残留,以及近年一些社会社会现象。尤其是类似“韩寒现象”这种造神运动仍大有市场来看,国人的怀疑精神和理性思想仍远远不够。

试想,如果韩寒最终被证实为“人造天才”,那么为什么在长达13年内仅有零星的质疑,而且就是现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质疑,也是颇有戏剧性和偶然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韩寒把方舟子拉入战团,方舟子的认真、执着、逻辑和理性,才使得这场运动得以持续。怀疑精神和理性的缺失,应该是主要原因。

 

 

呼唤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

 

所幸,这场运动正在想纵深发展。其实,韩寒是否最终倒掉,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运动,唤醒国人的怀疑精神和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同时,还有两项重要任务,如果得以完成,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就是呼唤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

 

事件发展到现在,民众大致也有几种心态和群体。一是韩寒及其利益相关方,包括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组织方、韩寒的出版商、被成为韩寒推手的众多媒体和文化界社会界名人,以及曾经正面肯定甚至吹捧过韩寒的那些名流。因为韩寒现象持续长达13年,这个群体也不在少数。他们的态度和观点,自不必说。二是,韩寒众多的拥趸、粉丝。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尤其是以青少年学生为主,对偶像的崇拜心理,使得他们狂热的追捧和拥护韩寒。三是,虽然不是韩寒的粉丝,却认为对韩寒的质疑是出于对成功人士的妒忌、是质疑者多管闲事。有些人是单纯因为看不惯方先生的行为,甚至是因为方先生反对中医、而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推广而对方先生个人厌烦而反对质疑的。这种人是典型的缺乏理性者。四是,不曾关注甚至说是对事件漠不关心的群体。五是,虽然,关注事件却没有自己的观点,仍在观望中,被称之为中间派或者骑墙派。六是,支持方先生质疑的群体,它们认为,既然可能存在作弊、欺骗甚至欺诈,就应该坚决质疑。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原本支持韩寒,随着质疑证据的增多,而转而支持质疑者的。这个群体,是最理性的。七是,以方舟子为代表的质疑派,其中甚至不乏主张检举和起诉韩寒的激进人士。

 

社会契约论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社会不是哪个人、哪个阶层的社会,社会乃人人之社会。社会成员一旦参与结社,那么就把自己的几乎一切交予社会,必然要失去大部分的自由,遵守缔结的契约,以换取最大程度的“自我保全”。

契约的内容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有对于社会成员权益的保障,也包括要求成员应该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就社会成员责任和义务而论,必定包括系列规范。

 

这些规范低层次的就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里面,诚信和成员间相互的信任,又是对社会成员的最基本要求。失去诚信和这种相互的信任,一切都必将无从谈起。

当今社会的许多乱象,令人痛心疾首。从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彩色馒头地沟油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从“药八刀”、“小悦悦”到彭宇案等人性冷漠和失去互信事件,昭示社会道德巨大滑坡。而这一切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诚信的缺失。温家宝总理去年一次讲话中直指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如果,韩寒被质疑成立,那么将是一次空前的诚信丧尽、持续13年的欺诈的恶性事件。难道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另一个高层次社会规范就是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的监督与执行是依赖社会契约的另一个缔约方,就是通常以国家政府为主要形式的公权力行政机关。

现代社会,往往国家政府掌握了最大的资源和公权力。而政府和公权力的公信力和作为,对社会的价值取向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温家宝总理2月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就指出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

就韩寒事件而言,到目前为止,公权力仍处在静默期。假若韩氏被质疑成立,如此重大公共事件,公权力无动于衷,是否涉嫌不作为呢?

因此,敦请政府公权力也正视这一事件,动用公共资源,更有利于弄清真相,还当事人一个事实,还社会一个公正,还公众一个真相。

 

    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温家宝总理去年2月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的这段话,为我们指出了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面对目前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的沦丧,如何使之重建呢?无非惩恶扬善,即一方面要提倡和鼓励诚信;更重要的就是加大对制假和欺诈的打击力度。

 

说到诚信重建的扬善,笔者首先就想起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商君徙木立信的故事。《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记载: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商君变法之时,正值秦国因连年征战,国穷民疲,王族、贵族、平民和奴隶社会各阶层利益纷争激烈,诚信尽失。商君又深知即将推行变法政策的惊世核俗,深明无信则法不能行之理,无奈之下出此下策,却收到依据重建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的双重效果。数年后,太子因犯法,被惩处(虽然是惩处的其师傅),进一步维护了得之不易的公信力。

   少年毛泽东还就此写专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予以评述: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少年毛泽东从中读出更多的是对民智不开的感慨,尚未体悟执政者何以煞费费苦心。因为,他尚不能理解社会诚信的重要性和重建社会诚信的艰难。

 

商君以徙木立信,建立起来社会的诚信和权力的公信力,使得其千难万难的变法,得以推行,从而得以强国富民,为后来始皇帝一统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 · 颜渊》有记载孔子论诚信的重要,直言“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必须的!曰:去兵。那得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会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也就是说,孔子认为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是攸关国家存亡的第一要务,即说明了信义的重要性,也强调统治者维护公信的艰巨性——宁愿饿死也不能失信于民。

又言民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墨子也说:“言不信者,行不果”。而失信更是必然将会遭受惩罚。周幽王,为褒姒一笑, 烽火戏诸侯终至丧国。教训殊为沉痛。

 

除了扬善,抑恶是建立和维护诚信更的重要手段。只有对制假和欺诈行为的有力打击,使得制假和欺诈者得不偿失,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是有效遏制诚信丧失和道德滑坡,也才是对诚信的最强有力的呼唤。

对制假和欺诈最有力的打击,仅仅依靠象方舟子们的自发个人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公权力的介入和动用公共资源,而且必须是长期的、持之以恒的才、强而有力的打击,才能够,重建社会诚信树立政府公信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应该使之常规化、制度化,完善相应的法规,建立一套完善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就韩寒事件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韩氏涉嫌文化产品的制假售假,是一种严重的制假和欺诈犯罪行为。而近日坊间盛传,相关部门在有意冷却和压制这场质疑活动,那么就是在默许纵容造假和欺诈,就是一种抑善扬恶,是倒行逆施。与温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8fd7be09010131c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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